“这次与知网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4月12日下午，92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谈起他的100多篇论文重新在知网上架时说。
一头银发，身上的红色毛衣让老人看上去很精神。赵德馨17岁上大学，20岁开始发表学术文章，退休后仍坚持在电脑上写作，新书《经济史学：历史与理论》出版于去年12月。长江日报记者在赵德馨家看到，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尺多高的各种资料。与记者交谈时，他的双手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对状告知网维权的往事，老人记忆犹新。
4月12日上午，赵德馨收到一份快递，这是他与知网主办单位《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订的《作品授权协议书》。赵德馨把自己100多篇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免费、非独家授予知网。他能够最终靠实名制认领的方式，免费在知网下载个人文献。
记者看到，《作品授权协议书》上赵德馨的签字时间是今年3月11日，知网方面的签字时间是4月8日。为何把100多篇论文免费授予知网？赵德馨解释，之前他通过打官司已获得赔偿。
2016年，赵德馨发现下载自己文章要向知网付费，他觉得不合理，就决定起诉知网。“把我100多篇文章收录（到）数据库，还通过电脑、手机这些端口来传播，不仅不告诉我，读者包括我自己下载还要付费，我本人却从没拿到过一分钱稿费。”
起诉知网后，赵德馨的100多篇论文被知网下架。赵德馨诉知网案，经过取证、法院一审和二审，直到2021年，他全部胜诉获赔70多万元。
2021年12月7日，长江日报刊发独家报道，报道赵德馨状告知网维权一事。后来，长江日报全媒体平台累计刊发了100多篇追踪报道，其间，记者4次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留言反映情况。
“长江日报带头报道后，知网工作人员曾三次登门，提出尽快恢复我的作品上架。”但赵德馨听取律师建议，希望等整个事件结束再上架，并签署协议。
近日，赵德馨向一家学术杂志投了一篇稿件，他收到的回复是：杂志社已同知网签订协议，支付给作者的稿费中已包含知网支付给作者的版权费用。赵德馨认为，这种模式下，作者不知道知网给了自己多少钱，杂志社也说不清楚其中有多少钱是知网给的。
赵德馨希望知网在制度上能进一步改善，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他看来，现在是大数据时代，知网可与作者直接产生联系，这在技术上没有困难。
赵德馨诉知网案引发广泛关注后，知网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改。2022年12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8760万元，责令知网停止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当天，知网公布了五个方面共15项整改措施。2023年9月1日，国家网信办对知网依法作出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罚款5000万元，责令知网停止违法处理个人隐私信息行为。
“赵教授一人维权，全国知识分子受益。”过去几年，很多人向赵德馨表达敬意。
前不久，赵德馨前往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看到他的名字后，向他确认“您就是向知网维权的赵教授吗？”这位年轻的医生向他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因为您的维权，我们下载论文方便多了”。
如何平衡学术事业与生意或许是知网的最大难题之一。当学术事业的社会效益和上市公司的学术生意发生冲突，这种困扰显得很格外刺眼。
最近官方媒体和社会公众同时对知网发出了激烈批评。不少学生评论“天下苦知网久矣”。官媒也直指要害：人民日报评论知网需要刷新经营，多些公益性、少些铜臭味；央视网直指知网“借鸡生蛋”的生意要改改。实际上，这些批判是在提醒涉事公司：多一些事业公心，少一点生意算计。即处理好“企业化经营”和“事业化管理”的关系。事实表明，这并不容易。
知网的特殊性质导致了它特殊的运营和发展方式。批判知网的同时，也要注意这种特殊的前提。
知网也叫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是国家知识的基础设施工程的英文缩写。而此次讨论的知网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也是对赵教授道歉声明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是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唯一授权正式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电子期刊，而且也是众多核心学术期刊的电子出版方。这不仅使得它得到了众多科研院校的支持，低价获得各种论文，成为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而且，学术用户非常依赖知网来检索论文和传播论文，自然熟悉其“事业化管理”的属性。
经过一些列操作，“《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的管理权和经营决策权被交给上市公司同方股份方面负责，进行“企业化经营”。其官方说明是“作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出资权益的附加条件，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接受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委托，代为行使电子杂志社的管理权和经营决策权” （来源：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从电子杂志社到同方知网，是一种特殊的处理，这和传媒业的双轨制——“企业化经营”和“事业化管理”模式非常类似。
因此，有必要了解其“企业化经营”的商业定位：“努力向世界一流的数字出版和知识创新服务企业迈进”。（来源：知网母公司同方股份2021年半年度报告）
持续的积累加速了知网的成功，既表现为海量的论文数据，也表现为亮眼的利润。这有力支持了知网的学术事业。然而，当学术生意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一些尚未合理授权的文献也出现在知网，这不仅引发版权官司，而且刺激公众对知网商业模式的反思。
事实上，知网深陷这种双轨制的困局：既是学术网络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长期公共利益，服从“事业化管理”；也是一家数据公司，追求短期商业利益，维持“企业化经营”。这种内在矛盾不仅仅表现为学术生意对学术事业的短视和抑制。而且，对这种成为基础设施的的平台型企业，政府管制也面临放活创新与“一管就死”的困局。政府的事后管理常常成为这类企业的发展机遇。
放任双轨制两端的任何一端，都可能会扩大负面影响。如果学术平台只重“企业化经营”，不仅也许会出现加重图书馆的文献负担，而且可能诱发盗版合理化，如SCI-HUB。如果只重“事业化管理”，就很难突破早前创业时期不利条件的约束。另外，引人深思的是这类基础设施对学术权力的影响。加入这一知识平台意味着论文被更多人阅读和引用的机会，也代表着如果论文被平台删除则很难被学术圈引用。更值得警惕的是删除权对学术监督的影响，早前就有过某些学术不端论文突然从知网下架的新闻。因此，学术平台通过论文资源整合成为一只无形的基础设施，进而在学术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影响力。
兼备事业与生意的双轨制平台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更大程度而言，这种双轨制是平台型企业的宿命。特别是平台型的网络公司，表现出鲜明的基础设施化的趋势和特征，并且出现排他性的垄断趋势后，生意的逻辑就会遭到公共设施属性的反思。
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反思尤为特殊。知网内在的双轨制不仅涉及企业属性，也是关乎中国特殊的社会心理。这种矛盾心理表现为：一方面，实用主义倾向下，早期人们认可知网的商业模式——数字化的文献中心极大满足工具理性，知识经济的也契合商业潮流，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另一方面，重义轻利的集体记忆不可忽视。这种不仅体现为类似“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抑或“为往圣继绝学”的名言中。而且，特定的事件会激发集体意识，采取行动，维护学术为公的初心。譬如，近年来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作者主动维护版权。
一些企业做出积极回应，强调公益属性。比如欧洲学术出版公司采用的分级开放获取措施，把一些社会价值巨大的论文免费下载；甚至，也出现了免费存放论文的学术社交网站，如researchgate，通过广告盈利。
近年来，随着对清华紫光等校企和腾讯等相关民企的治理，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淡化生意属性、回归公共属性。微信已经开放外链，部分替代知网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运营，知网的改革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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